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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中国经济要靠“创新突围”-农事资讯

2020-03-19 04:16栏目:甘肃快三走势图一定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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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dText" style="border-top:1px solid #ddd;"> 财经新逻辑NO.25作者:邓新华本期硬逻辑:1、人力成本低不是优势,效率的不断提升才是优势。2、中国人工资提高,并不会使人们的竞争力降低,需要担心的仅仅是那些抑制人们提升效率的因素。著名经济学者周其仁教授最近在某基金的会议上发表演讲《突围记》,广为流传。周教授认为,中国开放以后,因为人力成本低,具有“成本领先”的优势,或者“穷就是竞争力”,这使得发达国家的资本流向中国,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了。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一些行业失去了优势,美国出现了“锈带”。现在中国人力成本也高起来了,印度、越南人力成本更低,它们学习中国的开放,中国“就被围住了”,要突围。周教授给出的突围的方法,比如坚持开放、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创新等等,当然是对的。然而,这篇流传颇广的文章,在对经济学原理的运用上,却是错误的。错误的核心,是“低人力成本优势”。“低人力成本优势”符合人们的直觉。直观地看,企业总是在寻找成本更低的地方,所以人们容易相信“低人力成本优势”成立。然而,如果深入到经济逻辑中看,就会明白周教授这种说法是搞反了因果关系。实际上,恰恰是因为一个地方的人力没有竞争优势,才会工资低,而不是工资低了,于是有了优势。一个地方的人力没有竞争优势,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劳动者由于知识、技能的不足,自身的效率不高,二是其他因素阻碍了劳动者发挥效率。举个例子,改革开放之前不准摆摊,后来允许摆摊,个体户收入远远超过一般人,这并非因为个体户的个人技能突然有了提高,而是因为阻碍他们发挥效率的因素被部分地去除了。单看人力成本,并不能确定是不是优势,还得结合效率来看。周其仁教授也懂体制性交易成本对人的效率会起到抑制的作用,但低人力成本是效率被抑制的结果,既然效率被抑制,又何来“成本领先”的优势呢?周教授是自相矛盾的。中国实行对外开放以后,外资企业为什么进来?表面上,它们是看中了中国的低人力成本,实际上,它们看中的是,随着中国的经济体制越来越改进,人力资源的效率有很大提高的空间。周其仁教授为了说明他的观点,打了一个比方:“这个世界就是两个海平面,发达国家有资本、有技术,为什么一开放它们就哗哗哗地往中国来?因为边际报酬率不同,一个经济体拥有某一个要素越多,它的收益率就越低,要是落到这个要素相对稀缺的地方,回报率就高了。”周教授的这个比方显然是和现实不符的。中国东、南部沿海和西、北部相比,可以说也是两个海平面。东、南部有资本、有技术,西部、北部人力资源价格低廉,西部、北部对东部、南部的资本是开放的,然而资本和技术并没有蜂拥向西部、北部,反倒是西部、北部的人越来越往东部、南部迁移。当然,周教授也许会说,国际间人力流动受阻,所以只能资本流向人力成本低的地方。但是,如果一个地方不消除人们提升效率的体制性因素,它再怎么开放,人力再怎么低,也不会吸引到多少资本。改革、开放,缺一不可。单开放不改革,没多大效果。当中国人的收入普遍提高之后,中国人力资源的竞争力是更强了,还是更弱了?很显然,是更强了。或者说,是因为人们的效率更高了、竞争力更强了,所以收入才普遍提高。随着中国人收入的持续提高,外资也长达几十年不断涌入中国,这也证明了所谓的“低人力成本优势”是不成立的。从这个角度看,所谓的印度、越南以低成本“围”住中国,实际上是不成立的。因为在市场上,价格只是结果,对人力的定价必然是依据人力的效率而来的,高收入自有高效率,完全不必担心其他国家低人力成本的竞争。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也许更容易明白。如果你效率提高,工资也提高,你会担心效率不如你的人用低工资跟你竞争吗?不是说不需要担心外资流失,但是,要明白,外资流失不是因为人力的价格上升。真正需要担心的是抑制人们提高效率的各种因素增多,尤其是各种干预、管制。诸如深圳这样的城市,人力收入很高,深圳人需要担心西部地区或者越南、印度的低工资竞争吗?完全不用担心。深圳只需要继续保持市场化程度不断提升,就肯定会吸引更多的资本、更多的人力资源流到深圳。美国就是一个好例子。美国人从19世纪以来长期的高收入,都没有影响到美国工业的竞争力。美国后来为什么出现“锈带”?不是因为美国工人工资太高了,而是因为各种管制、干预越增越多,使得美国工人效率提升的空间太小。比如工会、劳动合同管制、高税收、凯恩斯主义等等。实际上,中国工人收入的提高,本应使美国工人收入更高,因为分工范围越广、合作伙伴越多,人们的效率就越高,原来效率就很高的,也可以效率升级。美国出现“锈带”,不是因为全球分工、低成本国家竞争造成的,而是美国经济自身失去调整的灵活性造成的。如本文开头所说,周其仁教授也是赞同减少体制性交易费用的,大方向没问题。但是周教授说“这40年来我们只学会了一个成本优势”,是完全看错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优势,从来就不是什么人力“成本领先”的优势,而是人力效率不断提升的优势。关键在于,中国要明白自己做对了哪些,做错了哪些,才能继续维持这个优势。周其仁教授还讲了用创新来突围。实际上,企业自身的创新动力非常强劲,不需要外人来督促。不仅经济不好时企业会努力创新,经济好时,企业同样会努力创新。创新就是企业的天性,而不仅仅是“突围”的需要。但是,创新需要良好的市场经济的环境,而这需要多方努力,不仅仅是企业的事。财经新逻辑:用坚实的经济逻辑解释真实的世界。中国经济的美好未来建立在每一个网友的理性选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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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qpc_wechat_view *{max-width: 100%!important;box-sizing: border-box!important;-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important; word-wrap: break-word!important;} 微信号 功能介绍 图片来源:东方IC本文是对周其仁教授在基石资本年会上的演讲整理(未经本人审核)各位好,今天我是一个替补性发言,我看到大家发言的时间都不够,其实把时间拉长一点就不用我来替补了。但既然来了,我就把自己的想法跟大家作一个分享。中国经济这两年,也许还包括未来的几年,基本就处在一个突围的状态。为什么要突围呢,我们被什么力量围住了呢?主要是两个力量,一个是全球格局正发生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当其中,被围住了,另一个力量是我们自己多年的高速增长带来的国内经济的一些变化,这也把我们围住了。那么,能不能完成这次突围,关系到中国能不能晋升到现代化强国的行列,同时也会对全球经济走向产生一些外延式的影响。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要内容。这个世界跟过去再也不一样了我这个看法其实2017年就形成了,当年我出了一本小书,当时想了想,书名就拟为《突围记》。那个时候很多看法还不同,因为要回顾改革开放40年,很多国人更多地看到自己的经济发展和成就,这也是对的,但在2017年的一些调查研究中,我们也确实看到一些麻烦的现象,某种局势已经形成了。我先讲讲国际上的一些情况。我并不是国际问题尤其是所谓中美贸易问题的专家,我只是用经济学的视角和基本构造来帮助各位去理解,为什么全球形势发生了这么深刻的变化。简化地看战后的全球局势,可以说就是一个“穷经济”和一个“富经济”。富经济的特点是人均资本多,人口、劳动力不多,但资本的积累量非常雄厚,因此生产率高,收入就高。穷经济正好相反,人数很多,劳动力很多,但没有资本积累,这个资本既包括物质资本,也包括知识资本。资本不够,生产率就低,主要依赖自然给予的力量,所以生产力低,导致了穷困。这是两个基本的经济板块,就是战后所谓的“南北问题”,即一富一穷。大家注意到这张图中间有一道蓝色的壁垒,战后我们长期处在这两个经济体各自的阵营内,相互之间是不怎么开放的。这其中有很多原因,一个原因是,包括中国在内,都是二战以后独立的,对国家主权看得非常重,所以当时的整个认识包括对发展经济的认识,都认为要想维护国家主权,就要关起门来搞经济,不能随便让外国技术、外国资本、外国商品进来,要用国家政权把这些东西挡在外头,空出一个国内市场,来发展民族经济。当时普遍是这样的认识,当然也由于一些外部事件,如中国参加了朝鲜战争、台湾海峡局势、西方对中国的封锁等各种原因。总之,一穷一富的两个经济体,收入差别非常大,中间有一个壁垒,互不相通。邓小平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就是率先在我们已经拥有了可靠的国家主权的情况下,主动开放,拆掉壁垒,引进外资,大胆地开放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让信息、科技、知识、商业模式、市场打通。这样一来会发生什么变化?穷国这么点资本,富国那么多资本,现在打通了,原来穷国是不可能得到发达国家资本的,打通后,穷国可以和发达国家的劳动力一起利用这些资本。人工也打通了,虽然移民还没有那么开放,但各国劳动力生产的产品是可以贸易的,其中一部分服务也可以贸易,只要可以贸易,就相当于人力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有相当大程度的流通。一打通,竞争就会激烈得多了,因为原来有壁垒,原来富国的人跟穷国的人之间没有什么关系,他们自己过自己的好日子,挣高工资,过现代化生活,壁垒打通之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但这个局面刚开始时你看不出来,我们中国人的经验就是这样,刚开始我们什么都不会,你的产品对发达国家的产品没有竞争力,但是事情会变化,只要持续地开放,持续地吸引外资,持续地让新技术进来,再穷的国家,人民还是肯学习的。只要肯学习,开放了的穷国学习曲线就会升得比较快,所以,所谓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经济角度来看,就是从这样一个基础演变来的,就是从差距很大的这样两个经济体之间有严格壁垒到去除壁垒,所以这个世界跟过去再也不一样了。你简单分析一下,在这个经济版图上,到底哪个部分发生了变化,产生了竞争呢?中国几十年来的高速增长就是成本领先我们先来看发达国家。以华尔街为代表的资本家是非常欢迎全球化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发达国家以前只为那十一二亿人口服务,现在全世界都来争取这个资本的服务,它的相对稀缺性提高了。我们都知道马云很厉害,马云融资也是到华尔街去融来的,如果不是在美国上市,阿里巴巴今天恐怕也不可能是一个几千亿美元市值的公司。华尔街为全球服务,赚全球的钱,全球化越是高歌猛进,它的业绩就越好。硅谷为代表的高科技部门也是欢迎全球化的,因为过去高科技的市场就是这么一个只有十一二亿人口的发达国家市场,现在中国一开放,印度一开放,全世界一开放,光一个Windows全球卖了多少?一个苹果手机全世界卖了多少?现在它们服务的对象已经远远超出了发达国家的边界。但并不是发达国家的所有板块在全球开放中都得到了同等的收益,技术含量不太高的这些行业、部门、地区、工人,其中也包括一些白领,它们的情况是不同的。刚才在听会的时候,我大概看了看我们这个会场,我们这个行当大概30年前是没有的,做投资这个领域的人都是在中国经济的开放、增长中长出来的,原来没有人做我们今天会议主题所关注的投资、PE这些事情,原来只是发达国家的那些人在做。现在又新冲进去了这么多人,所以竞争是很无情的。最先受到冲击的就是中国人最早学会的那些制造、组装之类的基础工业流程,这个逻辑大家看得很清楚,中国人一旦学会了什么,发达国家的一部分人就有麻烦了。因为发达国家的人工薪水已经很高了,我们是从穷往富走,他们是从高处往低调,这个刚性是很大的,是很难调过来的。不发达国家也并非每一个板块的收益都是一致的,为什么沿海先富起来?因为这一波增长的源头是战后积累的资本和技术,谁靠近这个源头,谁先得到,就先富起来。国内的公民中懂一点英文的,知道一点新知识的,能跟发达国家打交道的,都是先富起来的人。所以全球化到来的景象非常有意思,一方面人类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机会,形成了一个空前未有的大市场,但是,富国、穷国国内矛盾积累的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收入差别的分化在发达国家很醒目,在发展中国家也醒目。这是前两年很流行的一本书《21世纪资本论》,19世纪有马克思的《资本论》,那是资本主义的早期,劳动关系尖锐,收入差别非常大。为什么21世纪又来一个《资本论》?大家看看这位法国经济学家搜集的一些资料,美国的基尼系数,是衡量美国人收入差别的指标。在战前,基尼系数达到了很高程度,战后收敛了,一直到八九十年代,这个指数调头又升上去了,就是因为开放,中国来了,印度来了。这个系数差不多又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平,形成了一个马鞍形,中间是很大的一个低洼。而欧洲的发达国家,趋势的具体形态有一些不同,但基尼系数变化的类型是一样的。所以出现了占领华尔街,出现了1%和99%的人口之间的矛盾,贫富的差距非常大。华尔街是为全球服务,是为马云的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服务,当然挣大钱,但是美国的蓝领工人是要和中国的制造业竞争的,他们的情况呢?这是另外一个故事。前年我在宾夕法尼亚州看到了美国的一家钢铁公司,过去它非常辉煌,美国第一艘航空母舰的甲板是它供货的,圣弗兰西斯科金门大桥的钢材也是它供货的,现在我们看到它已经“锈”了。照片还不能反映我们在现场感受到的震撼,公司关闭了,巨大的工厂遗骸还在,人连拆除的力量都没有了。作为一个中国经济学家,这个现象对我来说并不难懂,因为日本、韩国、中国的钢铁起来了,河北的钢铁起来了,全世界的竞争就是物美价廉这么一个原则。战后在封闭的情况下,美国钢铁这类传统制造业的工资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它是没办法跟一路追赶的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比价格的。在竞争中这样关掉的制造产业的公司当然不止一个。在美国新的经济地理图中,出现了一个新词叫做“锈带”,美国的南部原来是奴隶制,工业化大致集中在东北部,图上颜色越深,锈得越厉害,倒闭、失业就越严重。多年来中国人埋头干自己的事情,没有抬头去看看我们的进步给全球其他地方带来了什么变化。对于特朗普,据我了解,美国的知识分子、学术机构可以说都看不上这位总统的作派,但从选举政治来说,他还真有民意基础。他的票仓,与锈带的分布之间有很好的重合度,大国对外政策是对内政策的继续,对内摆不平,它当然要对外去寻找解决的办法。这是我理解的为什么会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中美贸易摩擦,所有这些新闻的曝光度很高,但事件背后有非常朴素的经济基础。我们再来看中国国内发生的变化。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我们与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在一起,他是1991年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他用自己的奖金在中国大概请了50多位包括学者、基层干部、企业家们,请大家去芝加哥一起研究中国的经验。这是我当时的一篇论文,想回答一个问题:中国到底做对了什么事情,才会从1978年的状态变成2008年的状态?主要就是做了改革开放嘛,人口多,又穷,不开放,就是关起门来穷,一开放,却发现穷就是竞争力。穷不就是成本低嘛,所以开放的意义真是大极了!我们过去工人、农民的收入都不高,人穷,但我们的体制很贵,它受苏联模式的影响,有着极大的束缚性,很多事情你就是不可以做,分明做了对国家、对经济有好处,但就是不能做,自己把自己绑起来,过穷日子。邓小平对外开放,对内最重要的改革就是把这些体制束缚扒掉,让实践去检验一下,是不是真的不可以做。这么多人口,国家又招不了工,怎么就不能搞民营企业?怎么能死守着多年前的教条,说雇用7人是小业主,雇佣8人就是资本家了?做起来试试看吧,就这样走出来了。第三条最重要,中国各行业、各阶层的人都是肯学习的,发展经济最根本的动力就是每个家庭、每个人都想改善生活,只要有机会,人们会对机会作出反应。这三条原因加到一起,就成就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但是,要非常清醒地看到,这三条加到一起,加出来的东西叫成本优势,而世界竞争、商场竞争争的是两个东西,一个争独到性,一个争成本。要么你与众不同,要么你成本比别人便宜,中国作为一个大经济体,这几十年来的高速增长就是成本领先,对发达国家在国际市场上形成了我们的成本优势。我们的独到性优势还没有形成就被围住了独特性方面我们还差很远,还是一个后发优势,还是一个追赶的格局。包括我们现在把创新喊得这么响,但所有这些概念都是从外面来的,还是在学习人家,只不过我们现在跟得快一点了,我们自己真正优势的东西不多。2010年我去参加达沃斯会议时,在会场我获得了一个感受:这个世界就是两个海平面,发达国家有资本、有技术,为什么一开放它们就哗哗哗地往中国来?因为边际报酬率不同,一个经济体拥有某一个要素越多,它的收益率就越低,要是落到这个要素相对稀缺的地方,回报率就高了。倒过来,中国为什么有很多东西能够出口呢?因为我们的成本优势。大家想一想,中国刚开放的时候,中国人落进口袋的收入大概是美国的百分之一,是一百倍的差距,一打开壁垒,这个对流的猛烈已经不是经济学了,这是物理学了。但成本永远存在一个诅咒,世界上经济学教科书很多,成本变化的图形从侧面看都像一只碗,它先是一路下降,等降到了最优点,就掉头向上。在座各位应该都懂这个道理,比如一个流水线刚开始生产,工人不熟练,还达不到最优技术产出,然后单位成本会逐渐下降,降到了最优点时,你扩大产能,投资,招工人,但这时投资和工人都开始贵了,扩建要占地,地也贵了。这是经济活动不可改变的铁律。竞争无非是争,你比别人成本降得快一点,升的时候比别人慢一点,你就站住了。但是中国40年经济高速增长,成本这条线涨了多少啊!我们的成本还不光是市场竞争形成的成本,还有一些政策、法令强制形成的成本。2004年各地都抱怨说劳工成本涨得快,《新劳动法》以后,这个呼吁很高,我查了一下数据,工资总额的增长数比名义GDP高一点点,真正涨得快的是税收,是政府的地税收入、带有强制性的社保缴纳,以及政府独家垄断的一级市场向二级市场供应土地的出让金。从1995-2012年中国经济高速成长期,大家看到这期间土地出让金的价格涨了64倍。什么生意不是在土地上进行的?所以不知不觉中,我们的成本优势一边在见到效益,一边在减弱。麻烦的是中国开放的经验又影响了多少国家,别人不会说是在学中国,但世界上只要是做对了的事情,你挡也挡不住别人要学习,你中国能开放,印度不能开放吗?我们的邻居朝鲜也要开放。改革开放没有专利权,下了决心就可以搞,所有穷国一看中国的经验,都可以搞。越晚开放,成本优势越明显,大家看越南的土地和工人什么价,印度、印尼是什么价,你去看看吧。中国是1980年改革开放,印度是拉奥总理1990年改革开放,前苏联1991年垮台,前苏东体系都解放出来了,现在这个局面就是我提出“突围”这个说法的由来。我们向上还没能力够着天,虽说发达国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但从竞争的独到性看,全世界的独到性还是在发达国家手里,多少好产品、好想法、好潮流,追根溯源,是从哪儿来的?我们现在讲得这么热火的大数据、云计算,都是哪儿来的?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这么凶,美国一家公司的产品却可以让全世界的消费者通宵排队,这就是天。那么地呢?越南的地比你便宜呀,印度的地比你便宜。中国经济高速增长40年,从全球看,我们被夹在了中间,我们的优势并不明显,独到性优势还没有形成,就被围住了,搞不好上头还会堵你。过去它们无所谓,教你一点就教你一点,给你一点就给你一点,你那么穷。可是今天中国全球第二大,引起方方面面的警觉,你看今天美国的留学生政策都大幅度收紧,不光是贸易战。别说是敏感的专业现在对中国留学生越来越不开放,连不太敏感的专业壁垒也提高了,它知道你的知识来源是在它那里。我们的后面还有追兵。你看印度2030年的目标是什么?成为全球第三大。只要看看中国自己的经验,你就会知道,可不要随便看不起印度,后发优势会让走在前头的国家丧失警惕,因为你洋洋自得。中国人不要觉得印度追不上,你把时间放长一些看,这个可能性是有的。一批中国公司在贸易战以后加快了全球布局以上就是中国被围住了的原因。那么,怎么突围呢?第一步,你还是得靠改革突围。中国的改革呀,没办法的时候是真改,一旦有了成绩,那就是喊喊口号。因为改革要触动利益,不是被逼到墙角,那个利益怎么触动呢?要不是饿到粮食供应不了,怎么会同意包产到户?要不是几亿人的就业没法解决,怎么会开放民营经济?从制度、法律、文化、思想上,我们真的把改革开放这件事情想通了吗?我的观察是还没有,至少上层建筑里很大一个板块的人不作此想。实际情况是没办法的时候让一步,形势好就不改,硬生生地不改。但如果不改没有出路,那你就还是得改。你想想这个成本优势,我们也就是人均9000美元的国家,我们的税收结构、整个国民经济分配的构造难道不失衡吗?税收上这么连续、高速地抽,跟我们的发展阶段和国力相匹配吗?政府手里拿了钱,想法就多了,那个宏图有多大,你看全国到处修了多少没人去的新区?这都是钱哪。如果不是手里搞到了这么多钱,你想这么过瘾也过不了。于是开始反腐、反奢,中国确实已经出现了未富先奢的苗头,你看我们这个社会上方方面面的腐败现象,但是你要问,手里这么钱,是哪儿来的,怎么可以这样奢侈地过日子呢?你的核心技术都是从别人那里来的,要是没有长期艰苦奋斗,还想成为世界前沿国家,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这是我们中国的一个特点,只要形势一好,我们就容易忘乎所以,就容易对我们真实的情况,对我们在国际竞争中的位置作出脱离实际的判断。现在如果要突围,首先要从这个方向突围,先端正对自己的真实定位。第二个突围是应对的突围。从这个方面看,我认为这两年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不能因为特朗普在自己国内压力下的收缩,我们就跟着收缩,不能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因为你要想想清楚,对中国而言,我们从改革开放中的收益是远远大于它所带来的成本,中国如果不继续开放,下一步的现代化是不可能找出一条关起门来自己发展的路的。这个问题一定要清醒,要继续坚持开放。由于40年开放,我们的观念还跟不上去,大家一放眼世界,还是这么一张旧地图,以国家边界划成的一块一块的世界,两百个左右主权国家构成一张世界地图,其实这种地图是误导人的。各国人民主要还居住在各国边界内,这一条没有变,在国界之外居住的大概有三亿人口,占世界城市人口的大约百分之六到七。但是,住在国内不等于人们的经济活动就在国内,有大量的来来往往,今天其实你很难说国家和国家的经济之间是什么“你大我小”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世界贸易现在大部分是中间品贸易,不是成品贸易。全世界每天有5万班航班在天上飞,有35万条船在全球跑,我们大家也每天都会用到全球信息高速公路,这些加到一起才是今天真实的世界。国界线全世界加到一起有只25万公里而已,高速公路、航线、航道、各种油气管道、信息高速公路、光纤,这些加到一起是多少公里?是千万公里级的,是千万级对25万级。所以我不太喜欢用“中国贸易战”之类的词,其实它是中国和美国在特定经济格局中的关系。你看特朗普国内降税、进口加税,他首先是冲着谁去的?他首先这冲着美国跨国公司去的,中国对美贸易顺差里很大一部分其实是美国跨国公司在华生产品的对美出口,特朗普的组合拳就是进口税提高、国内税降低,我看你回不回来。但是据我看,虽然他有选民支持,但是他的世界观、全球观有问题。现在这个世界哪个总统也没有办法把国民经济拉到国界线以内去了,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在中国生产的多少东西的图纸、技术、原料,都是全球来的,在座诸位手里的手机,你真要是把里面的零部件搞清楚,没有一样东西是在一个国家内生产的,重要的产品无一例外。从这一点来看,开放是改变不了的,没有哪一个行政权力有能力把这种局面再拉回去。这种全球分工带来的全球生产力的提高,是未来全球福祉的一个基础。所以你看特朗普闹下去,说不定导致的会是一个相反的局面,全球关税有可能继续降低,现在已经降低了,全球关税现在也就是百分之五到六,再闹一闹,谈判还个价,你看已经签订了好多零关税协定了。美国以提高关税开的头,最后有可能以继续降低关税结局,当然这要看协商各方怎么去看这个问题。中国到现在为止以更大的开放应对贸易战,这个战略我看是正确的。这两年我看了不少基础设施,从上海港一直看到鹿特丹港,全球的大船越造越大,单位成本中货物是在哪里生产的,这个转运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种技术的变化你们知道对经济配置有什么作用吗?特朗普我看他还有一个贡献,就是把一批中国公司打成跨国公司,你不可能对全世界都收25%的关税,你哪里不收,我们就到哪里布局。我访问过一批中国公司,很多都是贸易战以后,加快了全球布局。它们去越南、去墨西哥等地开公司,当然你去那里开公司,当地也欢迎,来吧,你们一轮一轮地来吧。打来打去,本来中国公司愿意待在国内,国内市场这么大,很诱人,大家互相又太熟悉,习惯了在国内作战,但现在很可能外部的力量会逼出一批跨国公司,像华为这样在全球布局,到187个国家去设点,我看这样干好得很。中国的创新大有文章可做第三个突围是创新突围。成本这个因素现在你改变不了它,但是成本可以在这张图上向右下方移动。这是什么意思?劳动力和地贵了,你还生产同样的东西,还用同样的办法,当然是死路一条。天下比我们劳动力贵的国家有的是,人家也有还过得好好的,你到北欧那些国家去看看,哪个国家的人均GDP不是五六万、七八万美元的?去年我去瑞典访问,瑞典人均GDP是8.2万美元,雀巢总部不还是在瑞士100多年前它起家的那个小镇上吗?人家过得好好的,这是什么道理?成本涨了,如果你收益的能力提高得更快,何害之有呢?所以这40年来我们只学会了一个成本优势,现在看来也到了一个该转方向的时候了。经济增长了,工资当然应该增加呀,而且那些法定的成本,如果改革到位,它就不会涨得这么快,总的趋势就是收入会得到提高。倒过来,如果人工贵了,你就没戏唱了,这也是对美国经济提出的问题,你的工人人均收入5万美元,你就没戏唱了。这说明你的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教育和培训在蓝领工人中的普及都远远不够,美国这个大国应该向很多小国学习,你去荷兰、丹麦、瑞典看看,它们的人均收入都比美国高,它们照样生产出了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品。当然,我也要从这个视角来提醒中国,我们怎么就不能做到把成本曲线向右下方移呢?就是要创新。但是千万要当心,创新是有很多选择的,我和腾讯研究院一起切磋后得出了一个看法,中国到目前为止的创新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从市场上的产品中发现有厉害的东西,攻不下来的话,去研发技术,技术研发不下来再去找院士、找大学、找基础研究,攻原理,中国大部分创新走的是这条路线。另一条路线是从原理出发往下打,原子能、原子弹哪儿来的?最早是1939年的一篇论文,它讨论分子结构和原子结构的能量不同,如果要原子结构的能量裂变出来,需要什么条件?发达国家所谓“从零到一”的原创,这个“零”是什么?是先有发现,再有发明,我看我们这个后手棋还没有开局呢。我们有近3000所高校,这些高校和国家研究组织里释放的能量,包括我们形成的风气,有没有攻难关的精神,有没有突破性原创的魄力?而不是仅仅跟着发达国家的热门课题去发论文,此外,有所发明的理论、技术怎么去走向市场、转成产品?中国创新这方面的大文章可以说题目已经开出来了,真正做还早着呢。时间的关系,我不多去展开了。图上都是发明创造的故事,这是我从一本书的附录里看到的人类六百年来的重大发明,你随便扫一眼,想一想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现在的人类会怎样?中国要从现在开始,不要总认为我们就是应该跟在人家后头,他们热门什么,我们就热门什么,就仗着我们人口多,市场大,炒作的能力强,再继续这样行吗?要来一些真东西,要有一些与我们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国体量相称的东西。我们到现在还在说古代四大发明,近现代以后我们在科学进步上的承担真不多。大家也不要认为发明、创新完全是一种高大上的东西,是大科学家、天才才能做的事情。统计数据摆在这里,越来越多的发明创新在日常化了,这是美国专利的情况,每一百万项专利的推进速度越来越快,因为教育普及了,科学革命以来的那些故事刺激了更多的人乐于去尝试一把,普通人、匠人、工人跟科学家、国家机关可以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中国发明专利的数据也在大幅度增加,尤其要有非常务实的态度来看待发明,中国喜欢把创新变成高大上的口号。有一个人,原来就是宝洁的一个商店巡视员,他在巡店时发现了一个问题,每个店都有计算机,但每个店在点货的时候,各个店之间没有能相互连接货品信息的系统,一款口红卖得好,上午卖空了,结果商店不知道,工厂也不知道,因为商店到了晚上才点货清账,这中间有一些热销品就脱节了。这类问题在我们的商业世界有多少?于是他对这个问题去寻找解决方案,最后的办法是给每管口红加一个小芯片,货柜上用一种射频发射器,每件货品卖出时芯片一移动,射频信号就自动传入电脑系统,从而整个生产体系对消费者的响应能力大幅度提高,不当库存大幅度下降。之后,几个人志同道合,在一起举一反三、举一反十,这个发明在很多领域可以用,最后MIT把他们请去,专门设立了一个识别技术研究室,几百家公司愿意给他们投资,支持他们研发、应用。最后这个概念一出来,现在很流行,叫做“万物互联(IOT)”,已经成为中国人热炒的一大概念了,其实它就是这么来的。中国有这么多公司和行业,创新的关键问题是心态,是怎么去解决问题,在已有的技术里,作为供应方、需求方怎么去找到解决需求的办法?这就是发明、创新。如果再加上科学研究的原理级、一般性、抽象性的创见,那真的可以改变人类生活。我们现在用的智能手机购物功能,一点屏幕下午东西就来了,就与这个技术有关,几个大电商的仓库你去看看,要是离开万物互联,它怎么知道这个东西要送到你哪里去呀?离开技术,人再聪明、再辛苦,也是做不到的。我在佛山看到了一个中国人的创新故事,佛山的家电制造已经是不得了了,有的人却发现其中有痛点,他做了很多用户调查、拍视频,痛点是什么?点火需要弯腰,平均下来做一次饭要弯很多次腰,去洗锅的间隙煤气不能关到最小,没有油烟的时候排风还是习惯性开在强档上,大范围内算下来这些细处也是很大的能源损失。他们怎么改进的?这是一个江西人创业的公司,最后的解决方案很简单,应用蓝牙技术,在锅把上装几个按钮,这个按钮又能调节油烟机的风力,又能调节煤气灶的火力,这项发明帮助销售公司增加了十几亿的销售额。可见创新不是一件多么伟大的壮举,是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的,问题是要有一个推动力。现在的大环境在逼着我们的企业界往创新的方向走,很多东西人家不让你抄了,逼着我们也要进行所谓“从零到一”的研发。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取决于我们的抉择我希望大家要形成新的全球观,不要再纠结于某个国家与另个国家之间的所谓“贸易战”,这个东西很容易上新闻标题,国别政治好玩得很,但今天的世界不完全如此了,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全球化是遭遇了重大的挫折,因为居民大部分还是生活在自己的国家里,全球化受损的大部分人群是他们,所以他们要求自己的政府作反应,国内政治由此就会延续为对外关系,就会演化成国家间关系某种程度的紧张。但是从根本看,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也许我的判断过于乐观了,因为各国从全球化得到的好处太大了。这个趋势与中世纪原来各地方一个一个的小市场,最后扩展成国内的本地市场、区域市场,二者是同一个道理。统一的市场有分工、深化,生产率得以提高,这是人类未来福祉的一个可靠的基础,这个趋势是挡不住的。中国现在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被围住了,被我们的成就围住了,被中国经济体量在世界上具有的一席之地围住了,要不然没人来管你这些事儿,如果你体量小小的,偷几个专利就偷几个专利,抄人家一下就抄一下,因为你不成气候,人家不会太在乎。现在之所以这么多国家对着我们,是因为我们真的有两下子了,你够一定份量了。问题是你要挺得住这一关,被围住了要突得出去,要改革突围、开放突围、创新突围。至于这场突围有没有胜算,比较好的答案是“不确定”。突不出去的话,那无非就是起个名目,叫它什么“陷阱”就算了,有多少国家都是到了临门一脚,踢不出去了。中国的大历史上发生过这个事情,我们的宋朝多厉害,所以李约瑟就很感叹,中国当时看来已经具备了一切进入现代化的条件,临门一脚却踢不出去,裹足不前,停在了门外。这是李约瑟的一个问号。我们这一次会怎么样?很有希望,我们从那么穷变成现在世界第二大,人均GDP水平从两三百美元上升到九千美元,可以说中国现在是历史上离成为现代化伟大国家最近的时候。但没有人能保证我们一定赢。你看历史就知道,不是第二大都变成了第一大,从战后算,第二大变第一大的是少数,只有美国,前面的几个第二大都是往后面走了。并不是中国现在第二大,像做算术一样多推几年我们就是第一大了,上帝没有给出这种保单。这事情要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取决于我们的抉择——政府怎么做,企业怎么做,还有高校怎么做。如果做得对,是一个结果,如果做得不对,是另外一个结果。但是如果大家非要想坐下来说,我们的前景会怎么样?我愿意把宝押在我们的突围能够成功这一面,道理在哪里呢?因为我观察中国经济,观察我们国人,我们有一个明显的文化心理上的特点,就是形势差的时候我们的表现比较好,甚至是形势越差,表现越好,我们的国歌就是这么唱的,中华民族到了不行的时候,它就行了。遗憾的是,如果形势一转好,我们的表现常常就变差了,忘乎所以,自我得意,胡闹,未富先奢。什么时候形势好的时候,我们的表现也比较好,那就是中国真正进入世界强国的一天。我们要共同为此奋斗,谢谢各位!排版| 吴恙 校对| 潘姗姗 图片 | 东方IC 主编| 叶正新作 者:周其仁来 源:华夏基石e洞察

周其仁 资料图

在世界经济共同面临增速下滑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独特挑战在哪里?面对特殊的“中国式挑战”,2017年中国经济如何突围?

本文源自财经新逻辑

2017年1月18日上午,着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周其仁在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主办的“智库报告厅”中,向数百名听众发表了题为《改革突围、创新突围——2017年的中国经济》的演讲。

作者:邓新华

从“外部依赖”到“内部平衡”

着名经济学者周其仁教授最近在某基金的会议上发表演讲《突围记》,广为流传。周教授认为,中国开放以后,因为人力成本低,具有“成本领先”的优势,或者“穷就是竞争力”,这使得发达国家的资本流向中国,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了。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一些行业失去了优势,美国出现了“锈带”。现在中国人力成本也高起来了,印度、越南人力成本更低,它们学习中国的开放,中国“就被围住了”,要突围。

刚刚在深圳走访了数十家企业的周其仁表示,自己在深圳的两周调研里“看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公司”,对中国科技创新模式形成一些新的想法,并希望跟社会各方展开探讨。

周教授给出的突围的方法,比如坚持开放、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创新等等,当然是对的。然而,这篇流传颇广的文章,在对经济学原理的运用上,却是错误的。错误的核心,是“低人力成本优势”。

在提出自己的观点之前,他先简略分析了中国经济当下的处境与挑战,指出跟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相比,“中国挑战”的特殊之处在于“从一个很高的速度往下走”:相比2007年一季度高达15%的年化增长率,2016年预计6.5%左右的GDP增速下滑了一半多。

“低人力成本优势”符合人们的直觉。直观地看,企业总是在寻找成本更低的地方,所以人们容易相信“低人力成本优势”成立。

在这一“高速刹停”的状态下,原有的经济和产业发展模式“会有很大的惯性”,也因此而在社会经济各个方面都会感受到“过去没有遇到过的挑战”。

然而,如果深入到经济逻辑中看,就会明白周教授这种说法是搞反了因果关系。实际上,恰恰是因为一个地方的人力没有竞争优势,才会工资低,而不是工资低了,于是有了优势。

尽管高速增长阶段作为“历史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但他并不认同国际上几起几落的所谓“中国经济崩溃论”,并指出对中国经济过去数十年间的增长与变化,要放到全球格局的变化中去理解。

一个地方的人力没有竞争优势,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劳动者由于知识、技能的不足,自身的效率不高,二是其他因素阻碍了劳动者发挥效率。举个例子,改革开放之前不准摆摊,后来允许摆摊,个体户收入远远超过一般人,这并非因为个体户的个人技能突然有了提高,而是因为阻碍他们发挥效率的因素被部分地去除了。

周其仁教授用一个简化模式比较了“富有经济体”和“贫困经济体”在打通国际经济贸易壁垒后所发生的变化:在富有经济体内的资本和科技要素,由于为更广阔的市场服务而价值迅速提升,由此诞生了美国经济中的“华尔街”和“硅谷”两大代表性现象;与此同时,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凭借着自身庞大的劳动力优势,在与技术、资本结合过程中迅速提高自身的“学习曲线率”,从初级产品开始向中高级产品市场迅速扩张,由此形成了对“富有经济体”内劳动力阶层的竞争与替代。

单看人力成本,并不能确定是不是优势,还得结合效率来看。周其仁教授也懂体制性交易成本对人的效率会起到抑制的作用,但低人力成本是效率被抑制的结果,既然效率被抑制,又何来“成本领先”的优势呢? 周教授是自相矛盾的。

“这个格局其实不是什么人都能看清楚的,”他指出包括近期在国际经济学界走红的《21世纪资本论》作者在内的许多观察者,在看到全球化让发达国家收入差别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的同时,却忽略了全球化现象的另一面——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大“经济体”之间收入差距在缩小。

中国实行对外开放以后,外资企业为什么进来?表面上,它们是看中了中国的低人力成本,实际上,它们看中的是,随着中国的经济体制越来越改进,人力资源的效率有很大提高的空间。

在周其仁看来,全球化整体上是提高了人类总生产力,同时形成全球劳动者收入趋同的大趋势,但由于其间不同市场与阶层相对竞争力的变化,在具体分析中又是一个“有输有赢”的复杂局面。在这一复杂的动态演化格局中,关系到近期中国经济下行的经济学解释,则来自一个重要经济学理论:动态比较优势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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